我常与妻说，论作文之道，我直接得益于人的有两位先生，一是韦永麟，二是陈培干。
陈培干先生给予了我文章框架，我从此作文得以立了起来；韦永麟先生给予了我文章血肉，我的文章多少有些感染力与此有关。
关于陈培干先生，我已有文章。这里只说韦永麟先生。
先生为人庄重严肃，给人难已接近的感觉。然而，一登讲台，先生判若两人。先生的课讲得激情饱满、文采飞扬。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我要说的是先生给我的方法和观念。
先说方法。先生一贯强调读书，读书的目的在扩充知识陶冶性情。这是许多教师都强调的。但先生在强调读书的同时强调了笔录。“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先生引用的某位先贤的话，我记忆犹深。后来听人说钱钟书先生也重视笔录，有所谓“好记性比不过烂笔头”的说法。我想，这些都是真正为学者的经验之谈。与笔录有关，先生强调做卡片。做卡片是大学里文科学生的方法。先生把这方法提前教给了我们。直到我到北京求学后，先生还委托我买过卡片。可见先生是把这方法传授给一代代学生的。我受先生的影响，上大学和大学毕业之后都做了不少卡片。作为实践者，我深知做卡片对写文章是益处颇丰的。
再说观念。前几天在《中华读书报》读到一篇关于钱理群先生《名作重读》的书评。其中谈到中学语文教学观念的陈旧，学术界这些年的进步似乎与中学课堂毫不相干。我相信作者的发言是实事求是的。同时我也想起先生的语文教学。先生教我是在1978年。当时先生给我上了《“费尔泼赖”应该缓行》一课。这是鲁迅先生的杂文经典，其中涉及到对章士钊、梁实秋等现代文化名人的评价。当时的中学课堂对章、梁诸人是简单骂倒的。先生在原则上并没悖离教学大纲。然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在讲完这篇课文后称章士钊为章老先生。“章老先生”的称谓听在我当时的耳里，确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是我接受了这种感觉。后来我上大学，当我对中国现代文坛有了更具体、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认为先生传给我的是一种可贵的感觉。
为什么可贵？我不敢说先生对现代文学的认识有多么高深的预见性。比如，预见到几乎10年之后会有什么“重写文学史”。我觉得先生的可贵在于他能以一种朴素的人文意识面对历史，面对历史中的人。基于人文的立场，先生称章士钊为章老先生是合情合理，有情有理的。
事实上，先生给我的人文体验是很多的。记得上《鸿门宴》一课时，教科书明白不误地写明刘邦代表进步，项羽代表没落和反动。然而，先生却使我知道教科书之外的评价：刘邦的无赖行径和项羽的英雄气概。我记得好像杜牧和李清照关于项羽的两首诗就是先生当时额外介绍给我们的。这也是两种仁智相异的评价。这种种不同的评价为当时的我开拓了一个巨大的思考空间，也激发了我对历史、对文学、对人文观念的热情。
前面我说过，于作文之道，先生给予我血肉。这血肉，我指的是文章材料的充实饱满以及贯穿我所有文章始终的人文精神。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图注 韦永麟先生
韦永麟，1941年10月生，1963年7月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8月分配到广西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
作者简介：
黄伟林，1980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院长。
（审核：黄世杰 编辑：黄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