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运河灵渠

2013-04-26附属中学

古运河灵渠

[日期:2012-05-19] 来源:历史教研组  作者:

灵渠: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


灵渠铧堤

灵渠在广西桂林兴安县境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距今已2217年,仍然发挥着功用。灵渠工程主体包括铧堤、南北渠、秦堤、陡门等,完整精巧,设计巧妙,通三江、贯五岭,沟通南北水路运输,与长城南北呼应,同为世界奇观。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平定中原后,立即派出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接着,又挥师五十万南下,平定“百越”。为尽速征服岭南,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此项艰巨的任务,交由监察御史史禄和3位石匠担纲。古人感佩于史禄开凿灵渠居功至伟,称赞他“咫尺江山分楚越,使君才气卷波澜。”也留下了为纪念3位石匠而留下的“三将军墓”。历3年艰辛,这条体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科学技术伟大成就的人工运河,终于凿成通航。其后,汉代马援,唐代李渤、鱼孟威又继续主持修筑灵渠。灵渠南渠岸边的四贤祠内,至今还供奉着史禄和他们的塑像。灵渠在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刻苦耐劳精神的同时,也展示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
    铧堤为灵渠的枢纽工程,是在湘江内修建的一座滚水低坝,有大小天平石堤与其相连,形成“人”字形。北面为大天平,长约360米、宽约10米。南面为小天平,长约120米宽约4.5米。石堤顶部用青石平砌,石与石之间开斧形槽口,用铁码子扣紧。石堤外部呈斜坡形(即滚水部分),用长片石鳞次嵌砌,通称“鱼鳞石”。大小天平分别与南北渠岸相连,起着蓄水排洪的作用。
    铧堤前锐后钝,四周用大型条石砌成,长52.6米,下部最宽处为22.8米,形似犁铧,劈水分流,将湘水引进灵渠,称水高下,恰如其分,起着平衡水量和向南北进水口导航的作用,三分入南渠进漓江,七分入北渠导归湘江,以利舟楫航运、水利灌溉。
    南渠长30公里,是引湘入漓的主要渠道。北渠是条引航渠道,长4公里,只有南渠长度的1/8,由于距离短,水位落差大,流速快,施工时就将其设计呈S形,让渠水迂回曲折流入湘江,延长流程一倍,减小落差约一倍,以使水流平缓,让往来湘江、漓江的船只顺利通航。为确保渠道的安全,秦人又在南北二渠上又修建了溢洪堰。水大时,渠水可漫过石堤经斜坡而下,流进不远处的湘江故道;水小时,巨石就成了护水石堤。
    这座大坝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古老最有科技含量的大型阻水溢洪滚水坝,关键在“水浸松木千年在”!秦人将松木纵横交错排叉式的夯实插放在坝底,其四围再铺以用铸铁件铆住的巨型条石,形成整体。2000多年来任凭洪水冲刷,大坝巍然屹立。内中奥秘,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维修大坝时才发现。灵渠一些地段滩陡、流急、水浅,航行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古人在水流较急或渠水较浅的地方,设立了陡门,把渠道划分成若干段,装上闸门,打开两段之间的闸门,两段的水位就能升、降到同一水平,便于船只航行。灵渠最多时有陡门36座,因此又有“陡河”之称。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的专家到灵渠考察,称赞“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
    灵渠的凿通,沟通了湘江、漓江,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为秦王朝统一岭南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大批粮草经水路运往岭南,有了充足的物资供应,秦军在百越战场上兵锋凌厉、势如破竹。公元前214年,即灵渠凿成通航的当年,秦兵就攻克岭南,随即设立桂林、象郡、南海3郡,将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加上在福建建立的闽中郡,使秦朝郡级建置达到40个,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灵渠联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构成了遍布华东华南的水运网。自秦以来,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密切各族人民的往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贤祠

 


天平坝上鱼鳞石

附注:参见《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9577/884509.html

灵渠能过多大的船?

秦始皇南征百越,进攻今广西的秦西路军急需一条后勤补给线,于是命令监御史(官职)禄(名,姓失传)开凿了灵渠连结了湘、漓两江,这样南运军粮的船只可直达今梧州一带秦军主力战区。此后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的岁月,灵渠一直担负水运的重任。
既然灵渠担负这样的重任,那么当年秦军用的船有多大?能装载多少粮食?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宋人周去非写的岭南地方志《岭南代答》说灵渠“足泛千斛之舟”,即这样的一条人工水渠完全可以通行装载千斛粮食的船。
 

灵渠能过千斛之舟?
我们来计算一下千斛有多少。古代一斛是十斗,一斗是6.25公斤,一斛就是62.5公斤,千斛就是62500公斤,可算作60吨。这60吨粮食在今天则需要用二十轮大卡来装,而用船装的话,至少需要4米宽、20多米长的大船。我们相信秦代已经能造这样的大船,问题是这样的大船能不能从灵渠通过。我们桂林人都知道灵渠窄又浅,明人董传策就说“其渠甚逼仄”,逼是窄,仄是浅。这一点,宋人周去非倒是讲对了,他也知道灵渠“深不数尺”,一般情况下就是一米左右,“广可二丈”,也就是五六米,但是他不去想一艘装载60吨的4米宽20多米长的船在五六米宽的水渠里如何行走,也不去考虑装载60吨的船只的吃水深度是多少。如果是这样载重的大船,在灵渠中没法拐弯,放进渠中就会搁浅。
灵渠的浅窄,是因为经过的区域多岩石、多冈岭,难以深挖,也难以拓宽。所以那位监御史禄不可能在那样的地质条件下开凿如隋代的京杭大运河来航行装载60吨的大船。我推测古代灵渠船运都是小船,一般两米宽,七八米长,装载五六吨,这样大小的船只似乎还符合灵渠的通行条件。
唐咸通九年(868年)任桂州观察使的鱼孟威继唐李渤再次大修灵渠,竣工后他记道:“虽百斛大舟,一夫可涉”。他不说千斛而说百斛,就是6250公斤,也就是6吨。当然这样的载重在鱼孟威的眼中已是大船了。
到清代,学者毕沅在他的《续资治通鉴》中说灵渠“皆石底浅峡,一舟所载不过百斛,乘涨水则可行”,这又印证灵渠行船的大小了。
灵渠只能航行小船,这不单是灵渠的窄浅,还有一个水位相差太大的缘故。从湘江沿北渠到分水口是逆水而上,水位相差大;从分水口走南渠入漓江虽是顺水,也是水位相差大。
 

船如何通行灵渠
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渠道浅、水流急的地方设立陡闸。这个陡闸,我们看一下现今两江四湖的榕湖与桃花江接口水闸便明白了———榕湖水位高,桃花江水位低,于是设闸蓄水、放水,让游船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监御史禄开凿灵渠设了陡闸没有,史料没有记载。而到唐代经李渤和鱼孟威的手,灵渠陡闸增至36个。这些陡闸的大小,今人测量一般宽5.5米,最窄的4.7米,所以载重60吨的大船根本进不了陡闸,而只能是小船。
清道光年灵渠的船运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兴安西乡的木材原从山路运到五排再扎木排下河运至湖南销售,山民为了绕开辛苦的山路降低运输成本,就放排到大溶江再进灵渠下湘江到湖南销售。这些木排在窄浅的灵渠中经常堵塞水路,还不时撞坏盐商船只,于是官府出告示,禁止木排进入灵渠。告示中有一句“陡河(灵渠)河身本窄,蓄水无多,如一叶扁舟,行走已为不易,况成排木料,易遄(频繁往来)行?”由此可知,平时在窄浅的灵渠中通行即使是一叶扁舟也不容易,那就不用说载重60吨的大船了。
  那么小船通行是怎样的不容易呢?《资治通鉴》记了这样一段史实,唐咸通三年(862年)交趾骚乱,朝廷令各道派兵到广州集结,又令江西湖南从灵渠入漓运送军粮。一位大臣上书皇帝说“湘漓(泝溯)运,功役艰难”,即经灵渠这条水路运粮费工费时十分艰难,不如用“千斛大船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可见千斛大船可作海运之船。
  “功役艰难”到什么程度?现今我们已无法得知,而古人是有体验的。唐人鱼孟威概括为“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这就告诉我们过灵渠的船是要用纤夫拉的。清人孙嘉淦从湘江入灵渠“挽舟直上,如登峻坂”,纤夫们逆水牵拉如攀登山坡。他坐的是小客船,用多少纤夫他没有说。
  那牵拉6吨运粮船要多少纤夫?《新唐书》记道“每转饷,役数十户济一艘”,要数十人来拉一艘了。清人陈聂恒形容纤夫的辛苦是“呼号肩负,颠蹶(跌跤)流血,使人心惮”,艰辛程度由此可见。
另外,过灵渠要过陡闸,进一个陡闸要等闸门的开、闭和水的蓄、放,因为设施简陋和操作复杂,估计没有小半天过不了一陡,何况要过灵渠的36陡呢。查看古人的一些记载,清人黄海记述“水浅难行,舟人过陡,动需半月也”。清人查礼记述“旧日百夫牵挽一舟,月馀而不得过”。过那些陡闸或半月或一月,这就是“稽留之困”。当然灵渠经大修之后的情况就要好多了,清人谢启昆记载嘉庆年一次大修后浙江来的150艘船“三日内全行出陡”,这是史料记载通过灵渠最短的时间了。
 附注:参见《灵渠能行多大的船?》(作者:余福州 《桂林晚报》2010-06-06)
 

灵渠引来百家姓
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的桂林人约有三分之二并不是“土著”的本地人,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全国各地迁移到桂林来的“移民”。这一迁移的历史可上溯秦始皇征伐岭南时期,下至桂林解放至今。其间,因各种原因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迁移,从这个层面来看,可以说桂林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桂林是百家姓的汇集之地。
  据《广韵》称:“古代资料统计,黄河流域有132个郡望,共有546个姓的家族。”据考桂林的百家姓,大都是从中派生而来。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令史禄开通了灵渠,使黄河、长江、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大批华夏儿女纷纷入桂落籍。灵渠开通,秦始皇为巩固南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曾三次派人来桂戍渠:第一次是公元前214年;第二次是公元前213年。最精彩的是公元前209年至206年间,秦始皇除派数万将士入桂,还挑选1.5万名死去丈夫的中原妇女。史书云:“驻守桂林的秦尉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补衣。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1.5万名贤慧貌美之妇入桂,与戍渠壮士联姻,开创了桂林百家姓兴旺发达的先河。
  以李、刘、张三姓为例。如今在灵渠畔有座李、刘、张三姓将军墓,据说便是桂林部分李、刘、张三姓的先人。临桂两江李宗仁先生故居的李姓,相传就是李将军的后人。爱国人士李宗仁曾说:“最早传说我们的先人是秦时南迁的。始皇凿河(灵渠),随史禄而来的。军中有李姓将军二人,这二人便是我们南迁的始祖。”(见《李宗仁回忆录》上册)
  可以推理,同时期入桂的刘、张二将军也同样为桂林人繁衍了刘、张二姓人。如今每逢清明,兴安灵渠畔李、刘、张三族百姓大都祭祀“三将军”,或可说有三将军的传人。
  据著名历史学家李炳东、俞德华考证:“灵渠附近筑有秦城数座,就是屯戍的证明。屯戍的士兵当然会就地垦种,挖掘的铁具完全可以作耕种的农具,运粮的灵渠被用作灌溉渠道是很自然的事,久而久之,戍卒就落地为民,与当地越族人民繁衍生息,共用灵渠的运输和灌溉之利,这是‘凿渠运粮’延伸的结果。”
  因此,灵渠引来百家姓是有根据的。
卫青后裔落籍卫家渡
  汉时汉武大帝屡屡派兵攻打匈奴,均以失败告终,后得有勇有谋的卫青为将,终于扫平了匈奴。卫青的家族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姓氏专家陈明远、汪宗虎说:“华夏祖先姓氏来源共有32类,其中一类是‘以分封的国名为姓氏,如齐、鲁、宋、卫等国’。”从这个层面来看,如今桂林齐、鲁、宋、卫等姓,都是齐、鲁、宋、卫等国同姓人之后裔。
  《辞海》和《辞源》上说:“卫,古国名,上古周文王的第九子康叔被封于卫(今河南淇县),接管殷都朝歌七族遗民,建立了卫国。到了春秋战国时,卫国被秦国兼并,卫国的王宫贵族子孙就以故国为姓,世代相传姓卫。”以此推断,卫家渡的卫姓起码理应是卫国王宫贵族的后裔。那么,从哪些史料可知,桂林卫家渡卫姓就是赫赫有名、汉朝大将卫青的后裔呢?他们是怎样流落桂林的?
  汉灭秦后,公元前139年,卫青同父异母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召入宫立为夫人,后又被立为皇后,卫青因是贵戚,也随之从马升至大中大夫,从此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
  公元前129年,匈奴铁骑数万南侵汉上谷郡(今河北怀来),汉武帝派四路铁骑兵同时迎击,其中三路皆北,唯卫青所率部直捣龙城(匈奴祭祀祖先的圣地),赢得汉武帝赏识。公元前127年,匈奴再次入侵上谷、渔阳等地,杀死汉辽西太宋,并虏去汉人2000多人。武帝再派大将军卫青迎战,同行有其外甥霍去病。此役汉军收复了黄河河套地区,击溃匈奴的白羊王和楼烦王,收复了秦时蒙恬所辟的河南地,置了朔方郡和九原郡,筑“丁”字形的“朔方城”,并从关中移民10多万,戍边务农。“丁”字形的朔方城,进可攻,退可守,成为抵御外族入侵的“铜墙铁壁”。
  公元四至六世纪,中国进入了长达27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在黄河流域,“为了逃避落后的匈奴、羯、氏、羌、鲜等五个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统治,成千上万的汉人集体南迁……其中有33姓97家人拖儿带女,永镇南方。”卫青的后裔也随之入桂。为了证实此事,笔者多次深入卫家渡,发现有5个方面酷似汉朝卫青家族。一是村庄布局酷似“朔方城”。从附近山顶俯视,房屋建筑布局呈“丁”字形。村中老者说,这儿祖祖辈辈就是这种布局,原来“丁”字的三个端点装有三个厚重铁皮包的大闸门,关下闸门,任何盗贼插翅难飞;其二,卫家渡村落,西临漓江一字排开200多米,“丁”字走向也有200多米,丈余宽的小巷,两边全是黄泥砖加片石、青砖建的平屋,房屋一家挨一家,家家户户原可互通;其三,村落临江中间原筑有一个用片石砌的两层炮楼,既可观察从漓江乘船入侵之敌,又可用猪仔炮轰四周侵犯之匪;其四,卫家渡人自古好习武,无论敌人从何处入村,都会遭到各个方向的攻击。1944年日本鬼侵占桂林,百多名日寇就被村人打得鬼哭狼嚎。人在墙头,可用绳套套马头;人伏在屋内,可用勾刀割马腿;“丁”字形三端,人人挥刀杀敌,户户各自为战,关下闸门,敌人成为瓮中之鳖;其五,从传统习俗看,卫家渡人类似古卫国的人习俗。该村最喜庆的节日是旧历二月初一(相传是卫青打败匈奴建朔方城之日)。届时,外地工作的男子,嫁出去的女子,都回村与家人团聚,其喜庆程度超过春节。
  至于卫青后裔何时入籍卫家渡,据考大约距今1400多年前,是同时南迁桂林97家人的7家人。那么余下90家有哪些姓呢,据不完全统计,在“五胡十六国”时先后入桂的姓氏有:秦、马、鱼、严、陈、曹、赵、吕、包、屠、石、周、罗、唐、况、龙、王、黄、宋、裴、元、程、范、詹、鲁、方、郭、孔、邝、郝、汪、金、诸葛、司马、令狐等35姓。
韩信后裔入桂改韦姓
  桂林韦姓,有一支是古代著名军事家、西汉刘邦的骁将韩信的后裔。
  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说:“汉朝初年,刘邦部下的大将韩信的儿子韩天贡逃难到广西,为了掩人耳目,避免杀身之祸,把韩姓改为韦姓,后来韩信部下有广西人,也都改为韦姓。”中国史书如《风俗通·姓氏篇》、《中国人名大辞典》、《姓氏考略》也说:“中国姓氏累计来源共有32类之多,其中主要来源有11类”,第11类说:“因避难而改姓氏,如韩信的儿子韩天贡逃到广西避难而改韦姓。”
  韩天贡为何逃到桂林呢?韩信由于他的军事天才,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功成名就后,因居功自傲,被贬为楚王,一年以后,被废王位,再贬为淮阴侯软禁于京师。不久,被吕后诱杀于长乐宫并欲将其满门抄斩。丞相萧何得知后,暗中叫蒯通把其子韩天贡送往岭南避难。当时桂林有个与吕后势不两立的南越王赵佗,他十分钦佩韩信,愿意接纳韩天贡。入桂后,为安全起见,韩天贡及其下属将韩姓改为韦姓,繁衍生息,这就是桂林一支韦姓的来历。
靖江王朱姓入桂繁衍
  明至正年间,农民出身的安徽人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朱明王朝。公元1370年,为了“夹辅王室”,明太祖封了十大藩王,让他的侄孙朱守谦到桂林任靖江王。
  靖江王室成员在公元1376年入驻王城时(王城尚未竣工),仅朱守谦一人为朱姓。到公元1403年二代靖江王朱赞仪复藩桂林时,已有朱姓王室成员13人(九兄弟四姊妹);至公元1446年,已繁衍朱姓25人;公元1609年,已有朱姓人3000余人。
  公元1649年,明朝降将孔有德攻克王城,“擒斩伪靖江王并伪仕子、将军、中尉、阁部、总兵文武等官四百七十三员”并下“逢朱必杀令”,尚存朱姓人流落四方,居无定所,甚隐姓埋名。
  后来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前后,国泰民安,桂林通泉巷的朱姓靖江后裔,于当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丁祭日已时前,聚集祠堂,相约到尧山靖江王陵,甘冒斧钺而祭祖,此习俗一直沿袭到公元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
  1986年,市人民政府出巨资修复了庄简王陵,桂林靖江后裔参与复祭人数达3754人,据考,目前桂林朱姓属靖江王后裔的约6万多人(包括12县)。
陶师入桂揭秘
  桂林北门乌石街窑里村,旧时是桂林主要陶瓷生产基地,有千多年的历史,那儿也繁衍出桂林陶姓的能工巧匠。
  相传唐初,一位江西景德镇的陶姓工匠举家到桂林乌石街窑里村。得到当地阳姓富户资助,开创了桂林的陶瓷业。
  陶师傅及后人人品极好,从唐以后,历代有上门投师者,他们都传教之。据考,历代烧窑求师者有裴、李、阳、汤、玉、郝、伍等外姓人。以上姓氏人学成出师后,分别开发了桂林窑头、六坊、西窑、东窑、龙门等村的烧窑业,甚至还在兴安严关,全州石塘,永福罗锦均以烧窑为业,还繁衍出陶、裴、李、阳、汤、玉、郝、伍8个姓氏的能工巧匠后裔。
  遗憾的是到1958年的“大跃进”,瓷窑统统成为“钢窑”作炼钢之用;上等的桂林瓷土变了质;陶师及7个能工巧匠的后裔,分别进了桂钢、棉纺、乳胶等厂,或轧钢,或纺纱,桂林千年陶瓷手艺失了传。
朝廷命官、贬官入桂传姓氏
  旧时,桂林属西南重要的枢纽之地,历代中央王朝都无一例外地派来许多命官、贬官,这就为桂林增加了许多姓氏。公元304年间,南朝的大文豪颜延之出任始安郡太守,其随员有不少颜姓的族人。他写了许多吟咏桂林山水的诗句,在开创桂林地方文化和山水文化之先河的同时,也为桂林带来了一支颜姓。
  “灵渠引来百家姓,灵渠流淌桂林兴。”中国历代帝王都爱灵渠,爱桂林,源源不断地送来当时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管理人才外,还派来无数命官、贬官、守渠、护渠,史书记载:“汉一次、唐一次、宋六次、元一次、明二次、清十一次、民国一次共23次。”如三国时吴国将领黄盖,于甘露元年(公元265年)治始安郡(桂林),黄盖首任始安郡太守,带来了黄姓等一批随员入桂,这乃桂林黄姓的一支源流;公元539年,隋朝吏部尚书令狐熙被隋文帝派来当桂州(桂林)总管,并带来令狐四子,这就是桂林令狐一姓的一支源流;唐朝的裴行立(公元780-820),公元817年入桂当桂管观察史,在戍守、管理桂林同时,兴建漓江訾洲亭,裴姓后裔也在此繁衍生息起来。
附注:摘自《桂林晚报 》(作者朱钧豪)2008-11-23
     课程结合点必修一第一单元《秦朝中央集权的制度的形成》